实录丨李昕：我做编辑的33年

原创 2015-11-04 做書做書

在暂停了两个月后，备受期待的「做書者说」携手一位资深出版人重新启程。先后供职于人民文学、香港三联、北京三联，从一名校对科起步的小编辑一路做到三联书店的总编，李昕先生这位编辑行业的「活字典」、三十年书业的「活历史」为近百名听众讲述了经手两三千本图书背后的得与失，感悟与心得。

李昕先生33年的编辑经验，其实都可以大道至简地凝练为一些关键字，比如做书需有三品，选题策划要以作者为中心，一本书的「书感」必不可少。即使出版业从油墨刀尺进入了比特时代，即使行政指令的枷锁已让位于市场潮流的指挥棒，即使八九十年代的出版盛世已成辉煌难现的追忆，只要做书这一业延续不灭，有些传统就需要薪火遥递下去。

【活动实录】

蔡长虹：大家好。我是这本书的责编，今天勉为其难担任这场活动的主持人，首先请允许我再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李昕老师。

李总共供职四个出版单位，他的编辑生涯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的，曾经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之后他到了香港三联书店，曾经任副总编、总编，八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三联书店，曾经任副总编、总编，2014年退休，被商务印书馆聘为顾问和策划人。

李总的编辑生涯有33年时间，这期间他经手编辑了两三千本书，这是非常可观的量。应该说，李总是一位真正的对做书有感觉、有感悟、有理想、有理念、有情怀、有担当的出版人，不仅如此，凡是跟李总合作过的作者，最后基本上都成了李总的朋友。大家翻开这本书就可以看到，他跟杨绛、杨振宁、傅高义、王蒙、李敖等文化人、知识分子都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着非常多有意思的故事。

在做書的活动文案当中曾经有一句说得非常好：李昕先生是编辑行业的一本“活字典”，30年书业的一部“活历史”。我觉得讲得到位，一会儿我们就让这位“活字典”、“活历史”讲讲他的编辑生涯。今天到场的还有两位神秘嘉宾，一会儿在李总的主题讲座之后，我们将请上两位神秘嘉宾上场跟大家进行交流。

时间关系，下面我们就把时间全部交给李总，请他来为我们讲《我做编辑的33年》，掌声欢迎。

李昕：大家好。很高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对编辑工作的一些感悟和体会。

其实我这个人在出版界算不得什么名人，也没什么太大成就，所以看到今天让我讲这个题目：我做编辑的33年，我第一是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第二也觉得有些诚惶诚恐。其实这个活动是为了配合我出版的一本新书《做书：感悟和理念》。

其实这本书并不是我的回忆录，而是关于怎么做编辑的一本演讲集，分五讲来谈编辑的素质、修养和能力。因为我并不太懂编辑学的理论，所以这本书是以案例分析为主，属于实战性的一种解说，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牵扯到我个人的一些编辑经历。所以我今天讲的内容可能会和这本书有部分重合，如果在座各位愿意细读这本书，也许可以了解更多背后的故事。

我今天想分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我想讲“编辑是我的人生选择”。

编辑是我的人生选择

我今年63岁，我是属于下过乡的那一代，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下乡，到197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我在东北待了差不多10年时间，1982年我在武汉大学毕业的时候30岁，当时就面临着一个职业选择。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在同班同学里条件是比较好的，我当时已经入了党，是班长，当时有人给我们年级60个同学的学习成绩做了一个排行榜，我在榜上排第二，在我们班里第一。而且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我是这60个同学里面唯一一个北京人，而当年有16个北京名额，我分回北京是不成问题的，甚至在这16个名额里，我选择工作也应该是可以受到优先照顾。

当时武汉大学和我谈让我留校，说让我教外国文学，一年以后可以送我到美国去留学，全都有承诺，但当时我因为已经30岁了，在北京有个女朋友，而且我父母都近70岁，他们也希望我照顾，所以我决定回北京，婉拒了留校。北京的单位16个名额里面有公务员、新闻、出版、科研、大学全都有，怎样选择，我评估了一下我自己的条件，一个人的才能要以才、学、识来衡量，我觉得我做学问可能有欠缺，不具备比较厚实的学识基础。如果是当作家、当记者的话，写作能力如何？我的班上有好几个作家，小说家方方是我同班同学，还有王家新，也算是当代著名的诗人，跟他们相比，我的才华根本就不够，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选择做编辑，因为做编辑需要一种对作品的判断力，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不输给他们。所以我强调我个人在才、学、识这三个方面有一点长处，在“识”的方面，是适合做编辑的，所以我选择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学校同意了我的请求，就把我分配来了。

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规矩，做编辑以前要先做校对，一般来说要做一年。老实说，这段时间的校对工作，我是终身受益，因为编辑和校对其实是两种训练，编辑关注的是书的内容，而校对关注的是书的文字和它的格式，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处理书稿的时候同时把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关注到，所以我们编书稿的时候最后在发稿之前都要做一些专项检查，就是因为你在发稿的时候很难同时关注到各个方面。

我当了编辑以后，确实非常顺利，一年以后，理论组的组长调出去了，我就接了理论组组长。三年以后，编辑部领导班子调整，我就做了编辑部副主任，六年以后，又一次调整编辑部，我就做了编辑室主任。那一年我36岁，当时的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十几间出版社范围内，我当时可能是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做编辑做得很顺手，这就给了我信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无怨无悔地走上了这条编辑的道路。

为了做编辑，无论是从当官的角度，还是从发财的角度，我都失去了一些机会，放弃了一些选择，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觉得这反而使我作为一个编辑，我的人生算是比较成功的。我一辈子经手策划、责编、复审、终审图书加在一起，恐怕有两三千本，当然不可能都是我策划的，我策划的图书大概有一千多种，其他是我用各种不同形式参与。这些书不但没有坏书，而且被人称为好书的非常多，比例非常高，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传播文化、启迪思想、促进社会进步，所以到退休的时候我感到很满足，我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做了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我想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做到了。

第二个部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编辑经历。

出版是社会公器

我的编辑经历共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82到1996，这是14年，然后是香港三联，从1996到2004，这是8年，最后是北京三联，从2005到2014。我最初是一个文艺理论方面的专业编辑，因为我进人民文学出版社进的是理论组，我编的第一套书是《胡风评论集》的三卷本，第二部书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学中文系的人都读过这套书，这是中国高校教材，发行量非常大。当然，无论是《胡风评论集》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都不是我组稿策划，而是我到编辑室以后老编辑交给我，安排我做责编的。我开始做选题，接触了一些名家和学者，记得我最初编的几本书，包括有王蒙、刘宾雁和刘再复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王蒙、刘宾雁和刘再复都是成名的文学家，但在此之前他们都没出过文学评论集，他们出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都是我策划，选题也是我组稿。

我在理论组时期策划的比较重要的选题是一套叫做《百家文论新著》的丛书。当时思想解放，文艺理论界思想特别活跃，大家都在尝试新观念、新方法、新学科，各种各样的探索很多，但理论上的争鸣也空前激烈，对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一间出版机构来说怎么选择非常重要。

因为当时我们整个国家的出版社并不多，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文学类的最高级出版社，能在这间出版社出一本书实际上就是给这个作家、学者定了位。所以当时普遍是这么一种情况：某省一个作家在人民文学出了一本书，回去就在他那个省当了作家协会副主席，这都是屡试不爽的事情。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来说，出谁的，不出谁的，如何选择，怎么才能一碗水端平，这个事情显得特别重要。我们当时就已经意识到：出版是社会公器，对于人文社这种代表国家的出版社就更是如此。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要创新，创新的前提是，既要开放，又要包容，所以我们编了一套（主要是由我策划的）《百家文论新著》丛书，既强调是新著，又强调要百家。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学术派别，只要你有新探索，都可以收录到我这个丛书里来，这套书后来一共出了18本，包括那些彼此尖锐对立、激烈争论的学者的著作。

另外在这个阶段值得一提的是一套书，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大家都知道杨义现在是著作等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少数民族文学所两个所的所长，现在退下来以后到澳门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可是他在人文社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只是个三十几岁刚毕业的研究生，而他的成名作就是这部著作。杨义花了大概五年时间写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拿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一看大家全愣了，太厚了，这么厚一大摞，五十万字，而且只是一套书的第一卷。也就是说，把这三卷写完要写150万字。这么一个年轻人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一个最高殿堂出一套文学史著作，要知道那个时候文学史著作都是大学老教授领着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写，以一个人的力量搞这么样一本大书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但看了稿子以后我极口称赞，认为水平很高，接着又有两个老编辑看了也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就把这个难题交给社领导了，说我们要出这个书，出了这一本就等于承诺三卷本都要出。当时出版社已经是需要考虑经济效益了，这书赔钱是必定无疑的。

当时我们出版社的副总编叫李曙光，他找我去谈了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理论组的组长了，他找我谈，说要出可以，但有个条件，你把它变成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多大的难题啊，我想他将了我一军，当然他也是好意，逼我一下，让我想办法把事情做成。一个三十几岁的学者，年轻人，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写出这么一套书，上来就要做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谈何容易？但当时我们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盖上公章写一封推荐信给国家教委，拿着推荐信给国家教委，国家教委教材中心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告诉我光是出版社推荐信不行啊，得有专家推荐。我说什么样的专家？他说越权威的专家越好，回来我就跟杨义商量，找到了唐弢、王士菁、严家炎、樊军等四位专家。

拿着推荐信我就到国家教委了，其实没敢抱什么希望，我们没请过一顿饭，没送过一分钱的礼，甚至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过。等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忽然国家教委就来了一份公函，里面盖了大章子，批准这套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要知道，这是150万字的书，我们只给他看了50万字第一卷的稿，他把150万字全批给我们了。这样杨义一下就解决了后顾之忧，从这以后，杨义的学术道路就是一片坦途，以后他再出版任何著作都不困难了，因为有这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打底子。后来这个书还夺得了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到现在他已经出版了52本学术著作，成了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家，但是杨义后来跟我说，如果当初这个第一卷50万字不能出版的话，他可能就改行了。确实，他花了5年时间呕心沥血写出的书，如果当时没人出版，他是没办法继续做学问的。

到了80年代后期，出版社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经营压力也就增加了，这时候出版社搞了优化组合，成立一个编辑室叫“综合编辑室”。当时可能社领导觉得我算是有点经营头脑，就把我拉出来，我原来是一个编辑室的副主任，现在让我做编辑室主任，这是1989年1月。为什么叫“综合编辑室”，实际上是要创收的，要创造经济效益，对其他编辑室，出版社都没有经济上的指标和压力，但对于综合编辑室是有的，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必须策划一些畅销书。

我首先想到的两个畅销书作家，一个是李敖，一个是王鼎钧，后来过了两三年，我又联络过金庸和梁凤仪，在合作上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我一个个说一说。

1989年3月我把李敖的《独白下的传统》和《传统下的独白》两本书合成一册出版，这是他两本代表作，发行大概20万册，大陆读者认识李敖大概是从这本书开始。后来我又继续出过《李敖自传回忆录》、《北京法源寺》、《李敖情书集》之类好多本。出李敖的书是需要掌握一些政策尺度的，里面有一些政策敏感问题需要处理，我的办法是用编选来回避删减，他那些太敏感的东西我不选，这样回避了一部分问题，已经编进去的不得已的我是一字不改，必要的时候删几个字，避免大段删节。后来李敖的书在中国大陆好多出版社陆陆续续地也都有出版，版权是流动的。人民文学不再出了以后，版权到其他出版社，其他出版社出了书，李敖老是拿人民文学社的版本去对照，有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因为李敖跟我保持了大概二十多年的关系）：你人民文学保留的字句为什么别的出版社会删？我有时候也在帮我们的编辑做解释，告诉他现在有送审制度了，有专家审稿，要严格一些。但有时候李敖提的问题也让我无言以对。比如他有一本书，叫做《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这是他教女儿学英语的一本书，原来我在人民文学社出版基本一个字不删，没什么政治问题，结果国内有一家出版社在2011年重新出了这本书。李敖打电话来问我，就说：这个编辑怎么回事呢？他删了我16个字。我说哪16个字？李敖说他反对这个女儿学三民主义，所以他让女儿上美国去读书，这16个字是说，李敖让女儿“不念三民主义，不受国民党教育的污染”，编辑居然把这16个字给删了。这就让我没法儿解释，我们有的出版社编辑究竟是怎么掌握的标准？这样的内容为什么要删？

2013年12月份，我带着三联的两个编辑到台北去参加书展，顺道到李敖家里去坐坐，李敖把我们带到了他书房的一角，指给我看——“你看”，那些书，一字摆开，大概有十二三本，全是我给他编的书，他摆在那里让我们欣赏，当时把我带去的两个编辑吓一跳，他们没有想到我过去曾经给李敖编过这么多书。

再说王鼎钧，1989年我就想出王鼎钧的《人生三书》和《作文两书》，当时还不是现在出的《人生四书》和《作文三书》，他那时候也还没有写回忆录四部曲。我想出他的五本书跟他有过两三次通信，商量之中，王鼎钧突然出了车祸，把腿摔断了，所以他回传真只回了一句话“弟病矣，诸事从缓”，这事情就放下了。当时我手里处理的事情很多，他一病，也没继续跟进，所以这一缓就缓了14年，一直到2013年我在三联书店才重新出版了王鼎钧作品系列，实现了我要推出王鼎钧作品系列的心愿。

再说金庸。金庸是冯其庸先生介绍给我们的，他有一次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开会，跟我们谈到，人民文学一定要出金庸，我当时觉得我个人的分量不够，直接写信给金庸，我怕金庸不买账，所以我跟陈早春社长说我要用他的名义写。我代笔写了一封给金庸的信，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金庸先生作品集，陈社长看了信签了字，扣上他的印章寄给金庸。大概一两个月后金庸通过他的代理人告诉我们，他一直在等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他的书，但是我们太迟了，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已经跟他洽谈好了出版意向，不好再改了，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金庸失之交臂。

梁凤仪是香港财经小说作家，她是中共香港工委和国务院港澳办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然，这两个机构向我们推荐梁凤仪，他们是从政治角度考虑，希望我们支持香港的爱国作家，但梁凤仪的财经小说确实是有畅销的潜质。所以后来由我经手出了20来种，至少有10种发行量超过10万册。不久以前，梁凤仪在封笔十几年之后又重新恢复写作，她想写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写出香港的百年史，叫做《我们的故事》，其中第一部又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在半年以前出版，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受梁凤仪的要求，我也过去讲了几句话，梁凤仪公开在新书发布会上讲，李昕先生是我的恩师。想来她指的是她的作品在中国大陆打开局面是我帮助她的。当然，她这么说我是不敢当。我想说的是，正好相反。我从梁凤仪那儿倒是学了不少东西，因为梁凤仪是一个香港商界长袖善舞的女强人，她在经营上非常有办法，而且自己也在搞出版业，所以通过推广梁凤仪的财经小说，我在出版营销策划方面增长了不少经验。

在香港的深井里游泳

1996年12月我到香港三联工作，这是我的第二阶段，开始的时候是副总编，两年以后做了执行总编，实际上就是全面负责香港三联的编辑出版工作。香港我一共待了八年，这对我是个学习、锻炼和提高的过程。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出版人是在香港成熟起来的。我去的第一年是1997年，经济形势非常好，一切顺利。但是到了第二年以后，金融风暴来了，经济压力非常大，出版社很多间都关门了，裁员是普遍现象，香港的中资企业其实是彻底的市场化，虽然你是国营企业，但你必须自负盈亏。亏损的话没有人救你，你要想自救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裁员。

在1998年的时候，很多出版社关门了，有的裁员都裁光了，有的把编辑部十几个人压缩到两三个人，成了留守处。我记得那一年香港三联也从270人、250人，裁掉了三四十人，但编辑部一个都没有裁。我们这支编辑力量保存下来了，因为要知道，编辑的人才是最难找的，一旦编辑这支队伍散了，你再想保持出版的传统就困难了。

我觉得正是因为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锻炼，我的经营意识被培养起来。一本书出版了，该怎么做，在北京那时候我们也知道要积极地促销，但是在香港就完全变成了要每天看数据。香港的三联书店是同时既做出版又开门市的，它在整个香港有17间书店，而这17间书店的电脑都和我办公桌上的电脑联网，一本新书出来，我第二天要做的事情肯定是要查这本书在这17间书店销售的情况，卖得好不好，而且接连观察几天就可以预测这本书的盈亏。因为香港的17间书店是占有一定份额的，比如在整个香港图书市场上这17间书店占了20%的份额，所以做一个简单数学运算就可以预测出来这本书最终能销多少。

这种很先进的管理当时在国内是没有的，所以我到香港马上就利用这套管理设备建立起了一种数字的概念。其实我在北京的时候不太会算出版这本账，到香港这方面得到了锻炼，每周都要看报表，每次会议都是要用数据来说话，来写报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在北京也常常写报告，但是我们写报告都是用WORD，在香港每个礼拜都要写报告，而这报告都是用Excel表做的，你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我们每次开会研究的都是什么问题，全是数字问题。至于怎么营销，怎么推广，在策划上绞尽脑汁，把市场做深做透，这方面大陆比起香港远远不及。所以我曾经有个感慨，我说到香港做出版是在深井里游泳，天地非常小，但存活很不容易，水又深又冷，非得是身怀绝技才能在那里成活。

三联原来有一套《中华文明史话》，基本是纯文字，只有少数几张黑白插图。但新世纪到来，我们已经进入读图时代了，没有插图的书不好卖，我们要给书做插图，这本书的文字很很适合做彩色图文书。但彩图从哪儿来呢？在香港这个地方，插图的版权是极其严格的，你要是不小心用了没有版权的插图可能被罚得倾家荡产。据我所知，有的出版社因为使用了一张没有版权的插图，赔偿十多万港币，在台湾有赔上百万台币的。所以不敢随便使用插图。但是香港三联没有图片库，自己没有图片积累。怎么办？当时我想，我作为总编辑是有责任为香港三联建立一个图片库的，怎么建呢？当然得买一些，我从国内一些地方买了一些图片回来，特别大的一笔是凤凰卫视他们当时做了一套《中华文明大图典》，里面大概有五千多张照片，我把他们的底片全部找来精选两千多张扫描，然后以50块钱一张的价钱买下来，为三联的图片库建立了第一批图片。剩下的我自己去拍，我利用回北京出差和探亲的机会，两年的时间里面，六大古都所有博物馆我都跑遍了，我自己拍了超过五千张图片，都是拿数码相机拍的。当时的数码相机并不很高级，只有四百万像素，但是拍下的图片，做图文书已经足够了。这五千张图片我全部交给香港三联作为它的图片库。因为每一张下面要写图片说明，这是占很大量时间的，我那时候很多心思都用在这些图片上。然后我把原来的《中华文明史话》加上彩图，编了这套《彩图版中华文明史》（6卷本），里面用了两千多张照片，其中至少有一千张是我拍的图片。我没有向香港三联要过一分钱稿费，因为我是三联的员工嘛，我有责任为它做。

现在看来，说这些事情是想告诉大家，在香港做出版，有时候比在大陆更辛苦，也比在大陆更需要自力更生。

三联传统的变与不变

2005年3月我到北京三联书店上任，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这里当时刚刚经历一场动荡：有一个人在那儿担任了两年的总经理，因为出版了一些偏离三联传统的书，出版了一些得不到三联人认同，也得不到文化界认同的书，结果被撤职了。

我来的时候三联没有总经理，只有党委书记代行总经理职权。我到三联的时候，他们很热情，给我开了一个会，让我在会上做个表态。我表态表的是什么呢？现在别的话都记不得了，我讲的最重要的一个意思是说“我要和三联对表”，因为什么呢？虽然我是从香港三联回来，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虽然是同根同源，但两家的出版定位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这个“表”是需要对一对的。但所谓“对表”，其实也有不同的含义，因为现在的三联和过去的三联也不同了，进入了中国出版集团，走上了产业化、市场化道路以后，三联需要发展、规模需要增强实力，也需要做强做大，在今天我要和三联“对表”，不能和过去事业单位的三联去对，要和新时代的三联来“对表”。

事实上呢，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三联的历史就可以看出，三联在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出版特点。沈昌文先生做总经理的时候，他的做法、他出的书和范用先生不完全一样。董秀玉先生做总经理的时候，她的做法、她出的书和沈昌文也不完全一样。但有个共同的特点，其实大家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做加法。我和樊希安都是2005年来到三联的，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完全像董秀玉、沈昌文那样在保持原有出版模式的状态下一点改变都不做，三联是必须要与时俱进的。

2005年我刚来的时候，在一次领导班子会上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们三联做小众市场已经做到极致，现在我们要考虑往大众市场发展。结果我说了这句话引起很大的争论，有人善意地劝告我说，你在三联不要提“大众”两个字，这样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就像上一个被撤职的总经理一样。所以后来我们说话都非常小心，探索三联做强做大的道路，需要探索，但我们非常谨慎。2005到2008年这段时间里，我们除了增加品种以外，没有在体制机制上动过什么手术，没有过分求变。当然，在出书这方面也还是有很多可说的事情，也有一些很有影响的书，《上学记》什么的，有很多很有影响的，我在这儿不一一列举，我只是想提一提我们和刘再复、钱理群这两个作者的合作。

刘再复先生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文艺理论家，1989年移民美国，他移民以后，一直到2006年，17年在中国大陆没有人出版他的书。其实如果说政治上敏感的话，他和李泽厚先生情况差不多，可是李泽厚的书畅行无阻，一直在出，但他的书就出不来。因为刘再复跟我是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在香港刘再复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就说因为李泽厚主要是搞美学研究，他还搞了很多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这些东西的意识形态性不强，我就建议刘再复远离一点当代意识形态，也搞一点古典文学研究。正好当时他在香港城市大学讲《红楼梦》，我就建议他把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写成书，后来刘再复听从我的建议就写了《红楼梦悟》，然后我就拿到北京三联来出版，也没有送审，没有请示就出版了。此后又陆续出了他的《红楼四书》，其他的出版社一看，啊？刘再复的书是可以出的，也就跟着出。到现在为止刘再复的书在中国大陆已经出版了超过40个品种，其中有19本是三联书店出的，是我在三联的时候出的。

还有一个是钱理群先生，大家知道1997年钱理群出了一点小差错，他的学生编了一本书，是关于中学教育问题的讨论集，惹了麻烦，结果害得钱理群不能上讲台，也不能出书，出版社都不敢出他的书。其实这个事情钱理群很冤枉，书是他学生编的，用了他的名义，根本就不是他的作品。所以他有一肚子的牢骚，他每年都要发一道牢骚，连续四年，1997到2000年，连续四年，他写了四篇文章，都是发牢骚的，他叫做“年终总结”。然后他把这四篇文章和其他的散文杂文编到一起交给我们出版社，先后走了四、五家出版社全被退稿，最后他把这个稿子交给了他的一位在三联当编辑的学生。这样稿子转到我手里，我跟钱理群说，只要这四篇文章撤掉，书是可以出的，钱理群同意了，连书的名字都没有改，我们就出版了。书名叫《生命的沉湖》，从这个书名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心态。

后来书出了以后，果然领导机关有人打电话给我，问“谁让你们出钱理群的书的？”我说我认为这本书没有问题，要不然你们看看？然后他们就把这本书调过去，至少是看了半个月一个月，没有回信，后来事情就过去了，钱理群的书也都和其他人的书一样正常出版。

应该说一直到2009年1月，樊希安担任了三联的总经理以后，三联才真正开始动手改革体制和机制。我记得2009年7月1号三联召开了一个中层干部会，在这个会上我向大家宣布了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当年上半年三联的新书发货超过一万册的只有一本，这个数字大家听了都非常震惊，我们也都吓了一跳。你想想看，你是一个国家大社呀，你做的书居然卖得都这么惨，这和全国绝大多数出版社相比反差太大，这情况就让我们反思了，因为作为中国出版集团的一个子公司，三联也要准备上市，可是这种局面能继续吗？一个上市公司能够没有经济效益吗？形势逼人，三联必须得变，我们的出版思路和运作机制必须得找准，这个时候我们觉得三联是需要主动介入市场竞争的。对于畅销书，我们需要主动策划，不能总是被动等待，三联除了为知识界读者服务，也需要为大众读者服务，这里需要一个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的问题。三联过去的经营管理模式很多做法在今天看来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所以要进行调整和改革，这样，我们社领导班子先统一了认识，要从体制和机制上入手。

从2009年开始，改革体制机制，主要是鼓励编辑解放思想，创新选题，抓亮点书，抓话题书，抓畅销书。我们分两步走，先是把原有的编辑部按照学术、文化、大众这三个不同的定位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出版中心，两年以后就把出版中心改成分社，实行分社制，此外还成立了上海公司、三联国际公司和生活书店，把原来只有五个编辑部门发展成九个。大家都觉得三联是间大社，说起来很可笑，2005年的时候我到三联，三联的编辑部只有19个编辑，三联一直到2008年都只有二十几个编辑，是最近几年发展到五十多人。

实行分社制以后大大调动了编辑的积极性，亮点书就开始不断涌现，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强调社领导班子成员带头，自己要亲自出面抓畅销书，自己要策划畅销书，策划重点项目，所以这个时候像《三联经典文库》、《王世襄集》、《王鼎钧作品系列》、《重启改革议程》、《邓小平时代》，这些重点项目和畅销书都是领导班子成员亲自参与策划的。2008年整个出版社的利润只有800万，而且全部来自《生活周刊》，就是说，三联整个图书出版部门是依赖《生活周刊》支持的，在2008年以前一直是这个情况，五年以后，到了2013年，利润达到6400万，增加了7倍，平均每年的增幅是50%，出书的品种和销售收入也都有相应的大幅增加，而且实现了《生活周刊》和图书两个板块的盈利平衡。这个时候三联从一个名气很大、品牌很大但规模实际很小的出版社，从一个不到一个亿的出版社发展成一个中等以上规模的出版社，图书有3.3亿码洋，刊物有1.2亿码洋，加在一起4.5亿码洋以上，这在中国可以算上一个中等规模的出版社了，这是在2009年到2013年，这五年中完成的。

三联实现了转型，规模做大了，品种也增加了，但读者不一定察觉到，这是因为三联的出版定位和整体风格没有变。其实读者的眼睛雪亮，我们的出版物哪一本不像三联的书总是读者在网上、在微博里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时时刻刻在接受读者监督，前几年那个被撤职的总经理也是因为受到读者的批评才下台的。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荒腔走板，是不是改弦易辙，读者是最有发言权的。但这几年读者默默接受了三联的变化，这是因为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强调要守住三个“品”字：品质、品位、品格，守住了这些，无论你怎么变，也是万变不离其宗，毕竟三联出版的仍然都是好书，这里包括很多中外名家作品，说出名字大家都知道，孔飞力、高居翰、沟口雄三、李泽厚、刘再复、曹聚仁、徐铸成、张光直、杜维明、陈乐民、陈来、李零、钱理群、陈平原等等，这些人我们都是成系列地出版了他们的作品集，都不是一本两本，而是一个系列。同时我们的出版物也包括很多中青年作家的新锐著作。对于学术著作，我们追求既是学术，还要有思想价值，我们坚持一个理念，“思想中的学术，学术中的思想”，强调前沿性、探索性、创新性，这是一个取舍的标准。对于文化读物我们强调作品要有独特的个性，反对一般化，拒绝平庸。对于知识性读物，我们侧重传播新领域和新知识，而不是常识性的知识，对于常识性的知识，我们强调要有新意。出版专业作者写给非专业读者的作品，这也是我们知识性读物的一个内容，对于大众读物，我们重视的是内容和质量，在拓展大众市场的同时要保持出版品位。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坚守三联固有的文化理想和自身的传统。

说到三联的传统，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变和不变的问题。熟悉三联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实启蒙民众，参与现实，促进社会进步原本就是在民主革命时代，邹韬奋那个时代的三联的重要传统，但我们感觉前些年，三联钻象牙塔的书多起来了，欣赏风花雪月的书也多起来了，少了一些关注社会现实、引领社会思考的，以至于有一些学者对三联发生误解。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蒙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天机》，是个时政类的文集，有一次我到王蒙家里去，他告诉我这本书在安徽某一个出版社出版，我当时就说，你这书为什么不给三联啊？他反过来就问我，你们三联出这本书吗？说实在的，这让我意识到，三联必须得关心当下的现实，三联的编辑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在2012年我们才会高调地去介入关于《邓小平时代》版权的竞争。要知道，竞争这本书的版权当时是非常困难，因为已经有三十家出版社参与竞争，就在2012年，我记得是1月9日，这一天中国出版集团举行一个选题会，各出版社的总编辑汇报这一年的重点选题，我在想，我谈不谈这本书，后来我决定谈，我向总裁汇报三联有参与竞争《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想法，我讲了一半，总裁谭跃当场就打断我的话，说“志在必得！无论什么代价一定要拿下！”就等于是给我下了军令。

其实在当时30家出版社参与版权竞争，三联还八字没一撇呢，我在当时把这个事情到集团去汇报，等于是把自己放到火上烤，成了过河卒子，没有退路，如果拿不回这个版权，那是很狼狈的，没法儿交差，但是我权衡过，这话我说不说，如果我不说这个话，我得不到集团领导的支持，这对我版权竞争也是不利的，我需要背后有强有力的支持，所以我还是决定说。

在得到集团支持以后，我们成立了一个策划小组，集中了集体的智慧，主要是通过向作者显示三联的实力、三联的诚意、三联的策略还有三联的专业素质，最终取得了作者的信任，拿到了版权。然后又要想办法把这本6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打造成一个可以销售50万字的畅销书，全社总动员，从总经理樊希安和我开始，有62个人参加过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和营销的有关工作。最终这本书成为2013年的重量级畅销书，一年销量80多万，到现在销到一百万册，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这个举动让学术界对三联刮目相看，大家都感觉到，原来三联还是在关注现实啊，原来三联还是想引领社会思考，所以接着就有很多书稿向三联来投稿，大多都是和社会现实相关的选题，王蒙先生也给我打电话，向我推荐相关选题。

星云大师的《百年佛缘》之所以最后可以在三联出版，原因也是因为三联出了《邓小平时代》，因为他的《百年佛缘》也是写20世纪的人生沧桑历史，所以他觉得和《邓小平时代》是相近选题，所以他也要拿给三联。这些事情都证明，传统其实是三联的重要资源，一个不变的传统对于作者和读者始终是有强大的吸引力的。

2014年7月11日我从三联书店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在退休的感言里面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回顾往事，我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其一，我赶上了改革开放后出版业高歌猛进的时代，时代的大背景和环境激励和鞭策出版人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实现文化理想，这样的时代过去不曾有，而今后也未必可以持续。其二，我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从一开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受到优良传统的滋养，此后调换两个单位，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都处在十分重要的岗位上，平台和岗位使我得到别人难以得到的锻炼，给我创造了别人未曾拥有的机会，为我提供了别人难以掌握的资源，从而让我取得了超越自己才能的成绩。”

这么说，我觉得是源自我的一点自知之明。我知道人分九品，论才能，我大概只是一个中品之才，如果说我的人生在外人看来，还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人生，那么一半是靠运气，另外一半靠的是我对自己把编辑作为职业的坚持和坚守。我始终觉得一辈子做编辑，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嘉宾点评】

蔡长虹：非常感谢李总，李总刚才等于是把自己33年的编辑生涯浓缩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既讲到了他的成功和辉煌，也讲到了他的困惑，还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想今天的主讲讲座应该是既有非常精彩的案例，也有一些他所要坚持的理念，既讲到了编辑业务，也有经营管理，既讲到了如何守住传统，也讲到了怎么去追求创新，我想大家听完以后一定会有一些启发，获得一些灵感。

接下来让我们请上两位嘉宾，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新星出版社副总编刘丽华女士，刘老师曾经任职人民出版社，她是与李总同一代的优秀出版人，李总让我在介绍的时候特别要加一句话，刘总也是他敬仰的出版人。首先有请刘老师。

接下来一位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北京出版产业与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现代出版杂志副主编李频先生，李先生是李总的好朋友，接下来李老师的解读应该是更有学者的视角和他独到的见解，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刘老师和李老师，让他们来跟我们谈一谈对于李总的认识，或者对于《做书：感悟和理念》这本书的认识，也可以谈谈对于出版的一些心得。

首先有请刘老师。

刘丽华：大家晚上好，我首先祝贺李昕出了这本书，其实我一直期待李昕能出一本总结他出版一生经验的书，我有个朋友在杭州，他是书迷，老是逛书店，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李昕出了这本书，里头很有料啊”，那我说，我肯定要读啊。还没来得及读，刘松就告诉我，李昕要做一次讲座，而且他马上把书给我了，我就全面翻了一下李昕的书。

我先说一下吧，我和李昕，其实我们就在一个楼里办公，我是人民出版社，他是人民文学社。

李昕：当时刘丽华老师策划的很多书是非常有影响的，我今天下午还跟蔡长虹讲，我说在我们这一代出版人里，至少在80年代的时候，刘丽华老师的成绩是非常突出的，是我们非常钦佩的。

刘丽华：李昕还是过奖了，真是过奖，因为他平常很低调，要不是看了他这本书，还有他的讲座，我真是不知道他有这么大的成就。当时我们在一个楼，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西边，我们人民出版社在东边，但那个时候可能属于互相知道，来往不是特别多，李昕后来很快去了香港，他到了香港以后我们反而知道了很多他的事情，在对面的时候不太知道，回来以后他又去了三联。

我觉得李昕最大的特点是，他是一个纯粹的出版人，你看他的经历，他刚才讲了，2005年才当上三联的副总编，我就觉得太晚了，做了那么多的书，要是别的很多人，其实很快就当上总编辑、总经理或社长了，很多比他年轻的都很早当上了，但我觉得这是李昕他自己的选择，他还是愿意做业务，还是愿意做一个纯粹的出版人，这是第一。

第二，我在书里头总结出一个关键词，激情，大家从他刚才的讲演中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富有激情的人，当然，他的激情全都放在业务上，放在出版上，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着激情。刚才我听他讲关于杨义的事情，我就觉得非常感动人，他把激情都放在怎么去发现作者、怎么去发现作品，怎么把书做好，他的心思全都放在这上头，包括他拍了五千张照片，为香港三联做图文库，不管是作为总编辑还是作为社长，他可能会想到这个，但他可能会（指派下面的人去做），但李昕是亲历亲为，我觉得他还是不忘编辑本色、不忘编辑出身，之所以他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有这个支撑的。所以他在书里说什么叫激情，激情就是对一个事物的爱，而且这个爱是执着的，这是他给“激情”下的定义，我觉得非常好。

还有一个，我看他的书，他特别善于总结经验，不仅总结经验，他很谦虚，经验我就不说了，刚刚他也说了很多，我觉得他还特别善于总结教训。里面讲了很多的，由于出版社，由于个人原因或由于其他原因，与很多很多好的作品失之交臂，我觉得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在这本书里没有只讲自己的成就，其实他讲了很多很多教训，这个教训在我做编辑的时候也经常发生，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有两本书都是从我的手里滑过的，最后花落三联，但我很欣慰，没跑到别的出版社，而是到了三联。一本就是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起源》，这个书当时经过了我的手，我今天也讲两个教训，当时我也有点儿拿不准，因为我们出版社还是政治比较严的出版社，后来社长说，你找一些别的朋友或更好、更有经验的编辑帮你看看，我叫了几个编辑去看，而且都是很有经验，但他们都跟我说，里面不仅讲到纳粹的集权，还讲到了斯大林，干脆就别那么执着，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到了三联出版社。

李昕：结果当年还获了十大好书奖。

刘丽华：我看这上面还获了好书奖，心里确实觉得很遗憾。而且三联想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内部出版。

李昕：这个事情是经过领导讨论的，出和不出我们很犹豫，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实际上也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方法，在版权页加了一个括号（内部出版），意思是将来有人找上来，我们可以解释。当然要做内部出版，是需要按照过去90年代、80年代时的规矩，在发行的时候要通知书店，不能摆在架上。我们也确实是这么做了，但书店是不管的，好卖的书他就是要摆上来，所以后来“内部出版”只是个名义而已。

刘丽华：这是第一，第二本最后也是落到三联书店的，就是《巨流河》，我们是亲自到了台湾，那个老板把书交到我的手里，我们也很喜欢这本书，具体情况我就不说了，可以下来再讨论，最后还是到了三联，这是在我心目当中非常敬仰的出版社，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的。

其实说来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很有渊源，三联书店原来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后来1985年三联书店独立出去了，这里面也有很多故事，以后可以再说，我们人民出版社就成立了一个东方出版社的平台，我就是在东方出版社。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在书里头李昕还讲了一个问题，非常好，现在的编辑和我们那会儿的编辑大不一样了。我当编辑的时候，记得第一年进出版社就出了一本书，而且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你看完你的书稿就什么都不用管，根本不用管封面，不用管版式，也不用管营销，我们那会儿当编辑相对来说有它的侧重点，和现在的编辑比起来，应该说容易一些，因为现在的编辑要介入每个阶段，尤其要搞营销和策划，我现在在新星出版社，非常了解。李昕在书里讲了，作为编辑，因为你最了解书的内容，你写文案，重点在哪里、读者群在哪里，肯定要编辑做，不可能交给营销人员做，营销人员只是辅助你来做。我觉得李昕就看到了这一点，现在的编辑在出版中所承担的角色，他现在又梳理了一下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感同身受的一点，这点对于现在的编辑来说非常重要，虽然也许更难、更沉重了，工作琐碎性更多了，但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个现在的编辑，真的应该十八般武艺都具备。

我先讲这么多，交给李频老师。

李频：下面我想汇报一下我看这本书的三个体会：

这个书我拿到以后一个晚上连着就看完了，真是很好读，像经常听他的讲座那样，好读，又耐读。好读的书，易读的书不一定耐读，我个人觉得它有三个特点，理念朴实，朴实到什么？现在我们不是提极简吗？极约的简化，极致的简化，很多老师给你讲什么《编辑出版理论》、《文化传播理论》，他就凝为两个字，《做书》，理念很朴实。

案例很新锐，里面讲的很多案例我都听过，但我听的不像他说的那么准确，有的案例，哦，他是这么理解的，他用他的眼光把其他人的案例用他的眼光说了出来，他的案例有两种，一些是他自己经历的，一些是三联的，还有一些案例是业界其他人的，我看了这个案例再听他讲，哦，这个案例李昕是这么看的。所以我定位为“案例新锐”，这个“新锐”是因为给我开启了一个新的点，因为用他的眼光来看这个案例。

还有一点，他讲究感悟，我觉得感悟是可学可效仿的，我印象最深的，很难得的是他讲了一些自己不怎么成功的案例，我看了之后觉得很好，原来三联也疏忽出错，原来李昕也曾马失前蹄，我觉得这样反而让我感到非常真实。这个书里有很多关于三联的案例，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比如他出了《杨振宁传》，座谈会搞得不是太理想，关于《杨振宁传》里面另外还有一个也反映出了他一些很细微的地方，比如他问杨振宁两本书哪一本书好，杨振宁不说，然后李昕找了另外一个先生，托另外一位先生去问杨振宁，我一看这真是李昕的风格。而且我个人觉得这本书是适合于有一定出版经验的人来看的，有一定出版经验的人再来看这个书的时候，他更能够读懂很多东西。

案例里讲到这本书《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讲到“书感不到位”，我个人很赞同李昕提到的“书感”这个概念。

比如说知道杨绛把钱钟书的稿子都抄了一遍，他知道的晚了，没抢到。讲《雷锋》腰封做得不到位，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对学出版的年轻人而言，欠成功的案例比成功的案例更有意义。

他是强调“书感”的。怎么培养书感的，他讲这是一种专业训练，包括今天他开始讲，做编辑和做校对背后是两个不同的专业训练，这一定要有很深厚的根底，在这个业界里浸润很深的人才能悟到这个东西。

讲编辑经验，讲战略考虑。讲图书的卖点，尤其是我看到这句话“选题策划需要以作者为中心——《做书》第74页”，我看到这句话之后，结合我重新去翻，里面有“李昕警言”、“李昕警句”这样的句子，你看它“选题策划需要以作者为中心”，这可不是市面上流行的话，大家都在讲“以市场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就是以读者为中心，要看读者在哪里。做书选题策划需要以作者为中心真是讲到非常重要的点子上了，因为书是一本一本卖的，书的思想主要是作者，所以他讲“选题策划需要以作者为中心”，跟我们所理解的我们做选题策划以市场为中心，市场为中心就是以读者为中心，那时候你的把握、你的理解肯定不一样，读者在哪里？解决以读者为中心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一位杂志人曾经说过，我的杂志是办给一个人看的，一个人就是你自己，你自己最能够阐述读者的心理，我觉得这讲得非常到位。

我就在此献丑。

李昕：谢谢。

【现场互动】

听众：我现在是一名策划编辑，已经从业六年时间，我想问李昕先生，现在畅销书越来越让大家看不懂，很多可能是网络红人的书，包括很多偶像的书，我其实很想听一下您对现在做出版时候选书的一些标准、建议，要坚守怎样的出版标准。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您能跟那么多特别厉害的作者密切交往，是让我们现在的编辑特别羡慕的事情，很想听您告诉我们怎样提高和作者交往的能力，怎样提升自己。

李昕：我跟你讲，我刚才讲了三个“品”字，就是品质、品位和品格。在我看来，是一定要做好书的，我对很多青年编辑讲，你们一定要把做编辑当做自己的人生理想，你做一辈子是值得的，但这里有个前提，你做一辈子书得做好书，如果你做了一辈子，做的都是一些你自己也觉得不怎么样的书，那到晚年的时候你一定会后悔你这一生为什么选择了这么个职业。

好书是什么呢？有品位的、有品质的、有质量的书。当然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但这其中肯定有这么一条，就是不能做那些庸俗的、粗制滥造的书，肯定是有这么一条。我希望你一定要有精品意识，无论什么书，到我手里，我要想办法把它打造成精品。也就是说，我应该在这本书的编辑中发挥我的创造力，给它带来一些附加值，这个书经过我的手拿出来，和经过别人编的不一样，这个书带有我的特点，我可以向别人证明，向社会证明，这个书我做的与众不同。我不敢说每一本书都能这样，因为有些工作任务的书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标准，但你每年都能编出一两本这样的书来，我想你这一辈子做编辑，可能就会比较满足。因为这些就是你的得意之作，你拿给别人的时候，你会说，如果不是我，这本书做不成这样。如果你一辈子有几十本这样的书，那就是你的骄傲，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讲跟作者打交道是要跟作者交朋友，所以我们常常用一句话，以文会友。可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光讲以文会友远远不够，你想跟作者交朋友，作者也不一定愿意跟你交朋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今天我们和作者的关系是一种商业合作关系，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这和范用那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范用那个时代和作者以文会一会就可以了，但今天不行。今天要懂得各种商业模式，同时要学会和作者进行各种商业合作，而且在商业合作中要考虑双方的利益，实现合作中的双方共赢。所以呢，和作者打交道实际上就是要关照作者的利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更多地尊重作者、理解作者，从作者的困难出发，给予作者一些切实的关照。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合作者交成朋友，这个时候你也才能够更加争取主动，取得作者的合作，拿到版权。

主持人：好，今天活动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能够在周五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在年后可能会邀请李老师到做書课程上来讲课，希望大家关注。

现场图集：